创新人才究竟该做加还是减法

　　又是一年招生迎新季，“培优创新实验班”风行于各级各类学校，既舒缓着“钱学森之问”下中国教育界的焦虑，又承袭着确保重点的资源配置惯习。名目繁多的英才培优项目，内携办学者的理念认同、资源倾斜，外吸考生家长的青睐与角逐，想不热也难！

 

　　针对这一重要的教育实践，有限的讨论多聚焦于英才评价的标准、选拔程序的公正合理，以及实施过程的公开透明等操作层面的有效性与合理性。我的疑问是：这一实践是否具备价值正当性？创新人才究竟如何培养？究竟该做加法还是减法？

 

　　看似因材施教的培优项目，其背后隐藏着加法逻辑。我们就从检讨这一逻辑的观念悖论与实践困境入手。

 

　　*先，在人才观念上，不能将“拔尖人才”等同于“创新人才”。目前通行的“拔尖人才”选拔无外乎是挑出某一规则下、某些指标中的优胜者，其选拔机制不过是基于已知的标准，选择可识别的要素，复制可预期的素质。需要提醒的是，由此选拔出来的“拔尖人才”，通常是可期许的规则执行者与制度维持者，难于省察且逃离所谓“范式陷阱”，更与创新人才无关。

 

　　其次，在人才培养中，要仔细辨析“关注”与“信任”的差异。加法逻辑中的高投入将剥夺学生必要的自由，高关注甚至会驱逐必要的信任。“拔尖人才”头顶光环，符合“皮革马利翁效应”：积极的预言能生成积极且丰硕的果实。然而，此逻辑的另一面却是“标签理论”。不同的标签意味着不同的定义、不同的期待与不同的安排，意味着区隔与排斥——英才的心理优越与地位优势建立在对多数平庸者的尊严贬抑与资源剥夺之上——这是推崇合理配置资源的管理逻辑所默许且接受的成本。同时，短视的管理逻辑又将陷入困顿：不必要且不正当的排斥会以巨大的反作用力，持续挫伤且异化着所拣选出来的“拔尖人才”。高投入与高关注使他们失去了犯错误及失败的权利，因为错误、失败与平庸相连，他们被强制性地塑造成所谓的“精英”。

 

　　再其次，在人才评价上，要小心“自然生长”与“拔苗助长”的界限。在英才的刻意培养即加法逻辑下，因材施教的原则常被扭曲成为过度教育与过度强化。在高区分与高排斥下，同辈参照与相互激荡常演变为激烈的竞争与攀比。在加法逻辑下，英才们失去了自然生长的节律以及“受之于天”的性向喜好，只知一味地向上、再向上。作为反例，所谓的“第10名现象”值得深思。这个位次的学生既没有**到被寄予厚望，也没有糟糕到需要监视训斥，他们是群体中的低关注者，从而获得了自在以及相对的自由生长氛围。

 

　　换一个思路，英才培优也罢，创新人才也罢，摒弃刻意的单列与投入，代之以小心的保护、等待与尊重，使其免于干扰，此为创新人才培养中的减法逻辑。

 

　　在我们的学术管理逻辑与人才培养实践中，有一个致命的忽视——犯错误的权利是真正的科学创新的一个必要前提条件，也是科学场域独有的基本权利。只有拥有犯错误的权利才能确保自由探索、无畏前行，才有可能推陈出新、不断超越。

 

　　对科学创新而言，犯错误的权利以及支撑此权利背后的宽松与自由，其价值远甚于高投入与高关注。遗憾的是，因为科学创新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性，管理逻辑习惯将高投入、高声誉等同于有价值的产出与贡献。这是一个倒因为果的荒谬逻辑——不问所生产的功能是什么，贡献有多大，且看排场，且看头衔！

 

　　当科学创新被塑造成为一项高成本、高关注的荣誉性事业时，科学精英们已失去了犯错误的权利，创新的活力已转换为获取功名利禄的技能。

 

　　归根到底，创新需要的是制度性保障，是安全的、自在的、自然成长的果实。同理，创新人才的识别与培养也无需华丽标签、昂贵投入，而需要基本的保障与保护：将学习的权利、探索的权利、选择的权利尽可能多还给成长的主体，在减法中触摸成长的精髓，触及创新的本质。